不少人对于改革开放前农民吃不饱饭的问题发表文章，不过大多数文章的观点，都缺乏足够的论据。哪怕是自称经历过的老人回忆，也大都没办法抓住生产队时期农村问题的关键点。至于自称首席经济师的张捷教授，那就更是个外行，说的都跟农业农村不沾边，可以忽略不计。
工业机械不发达年代的中国农村，之所以发展缓慢，农民长期解决不了吃饱肚子的问题，有四个关于征购粮的关键问题是绕不过去的：
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，是征购粮的比例问题。
自古以来，农民种地交粮天经地义，一方面是地租，一方面是国税。生产队时期的农民是从旧时代过来的，没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，最关键的争执是在卖多少“余粮”，自己没有自主权。
尽管人民公社成立之初，关于征购粮的比例国家有明确的规定，目的是给农民留够足够自吃的粮食。但是随着浮夸风的到来，国家关于比例的规定形同虚设，1959年全年粮食产量是16968万吨，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粮食总数达到了6740万吨。这个数字不但远远高于国家规定的比例，达到了百分之四十，也彻底掏空了农民之前历年粮食积存，导致后来的大饥荒。
尽管后来在1960年的“反瞒产运动”几年之后，各个地方根据实际情况把高的离谱的征购粮比例减下来一些，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粮食产量和卖余粮的比例也是一样，一旦涨上去，再想降回正常，无异于天方夜谭。
第二个关键问题，就是征购粮的价格问题，也就是所谓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。
网络上一直有人坚持说我国六七十年代的物价稳定，多少年也没有变化波动，尤其是很多人拿粮食价格作为例子来讲。岂不知，粮食价格多年的“稳定”是有前提的。这个前提是，农民“卖余粮”的时候是计划经济体制，每斤只能得到0.1几元现金。而同时，自己粮食不够吃的时候，却是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格自购粮食。这两种价格差别巨大，几乎达到了3倍左右的价格差。
也就是说，国家从农民手里买的粮食，一斤只需要花一毛四左右。同时如果农民想买点同样价格的粮食，会有各种严格的条件限制，大多数时候买不成。所以大多数农民，干脆到黑市（集贸市场）上花三四毛钱买高价粮食吃。不用解释“剪刀差”的概念，这样的价格剪刀差，体现了对农民身份的歧视，是极为不公平的。
第三个关键问题，种植计划是由外行制定的，农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。
相对来讲，中国幅员辽阔，各地耕地数量质量差别巨大，适合种植的作物也千差万别。每个地区尤其是每个村子适合种什么种多少，是由县农业部门按照国家的五年计划上报的。这个计划是否合适，怎么详细分解到各个公社的各个生产队，这些事作为农民是没资格参与的。
这样的现实决定了，种植计划哪怕偏离本地实际情况，生产队也没办法，因为没人征求你的意见。所以本村的地适合种植什么，会有最高的产量，最好的效益，制定计划的人是不清楚的。土地怎么样以最低的成本有最好的产出，计划就不可能做得到，从而产生许多问题。
第四个关键问题是农闲时节，不能出村的劳动力闲置怎么解决。
由于计划经济体制，决定了当时的所有人外出，必须凭介绍信才行。由于当时的很多农民从无地状态走过来，因此农村并不是所有人都最适合种地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会有很多。但是以当时的经济模式决定了，不可能所有的手艺人都能外出谋生，必须是绝大多数人在村里种地，否则村里产的粮食完不成上级制定的计划。
完不成任务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，会关系到下一年计划的制定，和对各种农用物资如化肥农药，及生产队享受到的政策方面的待遇。所以当时有很多人是不能发挥所长的，比如以前的各类手艺人，以前的小摊贩，以前的各种作坊伙计掌柜等群体。但是这些人哪怕人在村里种地，其实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，除了年纪还不大有膀子力气的。
这样一来二去的，造成的是多重的浪费。最后的后果就是大家都吃不饱，大多数人趁着地里庄家没成熟就开始偷偷夹带，越夹带最后亩产越低，造成恶性循环。这样的恶性循环，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粮食产量多年在低水平徘徊，一直上不去。直到土地承包了，农民能够各尽所长了，也没人夹带了，粮食产量终于上来了，一切都迎刃而解。
一些不承认承包制作用的人，把这种情况归于人性的自私，不得不说这是以己度人，凭想当然说话了。人的积极性体现在方方面面，人性的自私只是其中之一，且不是最重要的。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，才是承包责任制最大的价值。
